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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SEO    发布时间:2019-11-13 22:46:44  【字号:      】

www.sun499.com_www.sun499.com-【网站入口】【诚信建设万里行】网络售假,为什么屡禁不绝?#标题分割#  近期,一些网络电商平台低价销售假货现象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假货不是互联网时代才有的产物,但是互联网的确放大了假货的危害范围。网络售假,为什么屡禁不绝?电商平台要负什么责任?请看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的调查。  网络平台:  投入上亿元抽检,仍无法杜绝假货  与大多数人想得不一样,经常被指责“售假”的电商平台其实对假货深恶痛绝,并且花了很大精力打假。  据阿里巴巴集团政策研究室总监李倩介绍,阿里巴巴每日识别图片6亿张,对系统判定假货的商品或者高危商家,会第一时间拦截和处置。同时,阿里还通过大数据算法对商品实行抽检,每年发起约10万余次抽检,投入上亿元购买商品,一旦发现假冒伪劣商品,轻者下架,重者清退。  “2017年底阿里巴巴与全国23个省执法机关联合打假,累计推送线索1980条,涉案金额约43亿元。”李倩透露,阿里作为原告提起了中国首例针对售假、卖假诉讼,要求对平台商家实施法律追责。目前,阿里已经提起12起售假诉讼。  京东质控团队对商家资质、进货来源渠道、产品的入仓检查等都有严格的标准,在商家入驻或者商品进入时即杜绝假冒伪劣。据京东集团公共事务总监陈鹏程介绍,近几年京东借助大数据、智能分析、实时监控和识别假冒伪劣商品,并利用知识产权查询系统,提供国外产品维权渠道。  苏宁易购每年在平台治理方面投入上千万元费用。据苏宁易购集团质量管理总监林翔介绍,在开放平台的经营过程中,苏宁易购采用定向邀请方式,选择优质商户,并按照《网络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对经营主体审查和登记,建立登记档案并定期核实更新。  在日常运营中,苏宁易购通过与国际、国内检测机构对商品引进阶段的质量把控、上架阶段的检测合作来提升商品质量;通过与韩国特许厅、中英贸易协会等国际贸易保护协会建立与品牌权利人的鉴定合作机制,对平台商户商品实施全方位监控。  但是,尽管各大平台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精力,还是无法杜绝假货、山寨货。“原因主要是电商平台售假成本低,C2C或者一些社交电商入驻门槛较低,交1000元、2000元押金就可以在网上销售。一旦出现问题,商家早已销售完,可观的收入赚到手,就算把押金罚完,售假成本还是很低。”林翔认为,信息不畅通也造成了假货在各个平台流转。  第三方支付和物流兴起后,电商交易更加碎片化。李倩表示,即使电商平台对制假售假商家采取措施,他们还是可以转向微商等平台发布信息,这个问题需要监管部门重点关注。  鉴定死环:  商家只认鉴定,消费者无从鉴定  面对平台和消费者的投诉,售假商家还敢这么明目张胆,是因为他们认定了一条——“专柜鉴定”。  消费者包娜告诉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她的朋友在某平台的海外平台店买了一盒面膜,发现与从海外购买回来的不一样,要求退货,被商家拒绝,原因是平台有海外购买凭证,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消费者买到手的商品,如果是质量问题,可以找质检部门鉴定。但如果是假货,向平台投诉,平台必须要看证据,消费者要提供鉴定报告。”林翔介绍了平台通行的处理流程。但他也承认,只有商标权利人才可以出具鉴定报告,消费者很难直接找到权利人,即使消费者找到了,权利人也会拒绝,因为没有义务提供鉴定。  前段时间,苏宁易购发现一个卖苹果配件的商家售假。平台找到苹果方面鉴定,确认包材是假的,耳机配件是真的。约谈商户后,商户却说,知道苹果公司是不会给消费者鉴定的,所以敢售假。  只靠一张真假难辨的纸,商家就能在消费者、平台和监管部门之间踢皮球。“这是个死循环。”林翔认为,对于平台来讲,消费者拿不到相关证据,能看到的就是商户经营资质全部合规,却不知道自己手中的货是真是假,无法投诉。无良商家就会抓住这一点,大肆售假。  由鉴定难带来的高维权成本,助长了售假者的侥幸心理。作为商品品牌权利人,小米科技责任有限公司高级总监李涛建议,品牌方应爱护自己的品牌,主动出击。比如,2014年,小米社区及小米官网专门开设了打假专区,发布“小米鉴定”APP,帮助用户辨别小米手机的真伪。2015年底,设立新浪微博“小米打假”公众账号,实时曝光假制售假案件,震慑不法分子,宣传小米打假理念。  “目前,从相关技术角度讲,各种分析鉴定手段是有的,只是缺乏标准。”针对权利人不愿意出面、鉴定标准缺失等现状,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综合检测中心国际部部长乐粉鹏建议,可以通过中消协和一些国家检验机构,将电商平台联合起来,发起一个针对网络假冒伪劣产品鉴定的团体标准,为消费者提供平台认可的鉴定服务。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情权,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质量提出询问应当作出真实明确的答复,无论是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还是商标权益人,都有义务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中消协副秘书长董祝礼认为,面对假冒伪劣侵权行为,商标权益人或授权人应当依法主动维护自身权益,采取举报、公告、诉讼等方式抵制假冒伪劣行为,并有责任协助消费者判定真假,维护消费者利益,保护消费者权益。  问题源头:  打假需要全链路,线上售假根子在线下  假货并非线上独有,只是由于网络强大的连接作用,给假冒伪劣产品提供了一个速度快、容量大的“集散地”。但在打假中,电商平台没有执法权,目前最主要的手段就是信息审核,包括商家主体信息、资质证照、商品信息和商家在平台上留下的行为轨迹等。然而,再严苛的信息审核也不太可能触达线下。  出人意料的是,很多制假售假的商家,其资质都是齐全的,且规模相对较大,不是无证无照的小经营者,甚至有些还是地方政府要保护的企业。去年,执法部门整顿取缔了天津某镇100多家生产调味品的造假企业。据调查,这些企业已经造假十几年了,当地执法者一直视而不见,直到被媒体曝光后才行动。  因此,打假需要全链路,回溯到生产,不仅仅是电商平台,还涉及行政监管机构和地方政府。特别是今年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后,业内普遍对其寄予厚望。“过去行政执法部门分散在工商、专利、质监等几个部门,制假是生产部门的事,售假是流通部门的事,两个部门管,不好协调。”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李顺德认为,现在市场监管总局合并质检、工商等职责后,在打击制假、售假方面将形成合力。  同时,李顺德建议政府的监管理念也要更新,“比如知识产权保护不要只考核今年申请了多少专利、申请了多少商标、多少年世界第一,而是应该重视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假冒伪劣商品的‘双打’成绩如何,假冒伪劣和侵权盗版的商品还有没有”。【诚信建设万里行】网络售假,为什么屡禁不绝?#标题分割#  近期,一些网络电商平台低价销售假货现象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假货不是互联网时代才有的产物,但是互联网的确放大了假货的危害范围。网络售假,为什么屡禁不绝?电商平台要负什么责任?请看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的调查。  网络平台:  投入上亿元抽检,仍无法杜绝假货  与大多数人想得不一样,经常被指责“售假”的电商平台其实对假货深恶痛绝,并且花了很大精力打假。  据阿里巴巴集团政策研究室总监李倩介绍,阿里巴巴每日识别图片6亿张,对系统判定假货的商品或者高危商家,会第一时间拦截和处置。同时,阿里还通过大数据算法对商品实行抽检,每年发起约10万余次抽检,投入上亿元购买商品,一旦发现假冒伪劣商品,轻者下架,重者清退。  “2017年底阿里巴巴与全国23个省执法机关联合打假,累计推送线索1980条,涉案金额约43亿元。”李倩透露,阿里作为原告提起了中国首例针对售假、卖假诉讼,要求对平台商家实施法律追责。目前,阿里已经提起12起售假诉讼。  京东质控团队对商家资质、进货来源渠道、产品的入仓检查等都有严格的标准,在商家入驻或者商品进入时即杜绝假冒伪劣。据京东集团公共事务总监陈鹏程介绍,近几年京东借助大数据、智能分析、实时监控和识别假冒伪劣商品,并利用知识产权查询系统,提供国外产品维权渠道。  苏宁易购每年在平台治理方面投入上千万元费用。据苏宁易购集团质量管理总监林翔介绍,在开放平台的经营过程中,苏宁易购采用定向邀请方式,选择优质商户,并按照《网络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对经营主体审查和登记,建立登记档案并定期核实更新。  在日常运营中,苏宁易购通过与国际、国内检测机构对商品引进阶段的质量把控、上架阶段的检测合作来提升商品质量;通过与韩国特许厅、中英贸易协会等国际贸易保护协会建立与品牌权利人的鉴定合作机制,对平台商户商品实施全方位监控。  但是,尽管各大平台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精力,还是无法杜绝假货、山寨货。“原因主要是电商平台售假成本低,C2C或者一些社交电商入驻门槛较低,交1000元、2000元押金就可以在网上销售。一旦出现问题,商家早已销售完,可观的收入赚到手,就算把押金罚完,售假成本还是很低。”林翔认为,信息不畅通也造成了假货在各个平台流转。  第三方支付和物流兴起后,电商交易更加碎片化。李倩表示,即使电商平台对制假售假商家采取措施,他们还是可以转向微商等平台发布信息,这个问题需要监管部门重点关注。  鉴定死环:  商家只认鉴定,消费者无从鉴定  面对平台和消费者的投诉,售假商家还敢这么明目张胆,是因为他们认定了一条——“专柜鉴定”。  消费者包娜告诉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她的朋友在某平台的海外平台店买了一盒面膜,发现与从海外购买回来的不一样,要求退货,被商家拒绝,原因是平台有海外购买凭证,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消费者买到手的商品,如果是质量问题,可以找质检部门鉴定。但如果是假货,向平台投诉,平台必须要看证据,消费者要提供鉴定报告。”林翔介绍了平台通行的处理流程。但他也承认,只有商标权利人才可以出具鉴定报告,消费者很难直接找到权利人,即使消费者找到了,权利人也会拒绝,因为没有义务提供鉴定。  前段时间,苏宁易购发现一个卖苹果配件的商家售假。平台找到苹果方面鉴定,确认包材是假的,耳机配件是真的。约谈商户后,商户却说,知道苹果公司是不会给消费者鉴定的,所以敢售假。  只靠一张真假难辨的纸,商家就能在消费者、平台和监管部门之间踢皮球。“这是个死循环。”林翔认为,对于平台来讲,消费者拿不到相关证据,能看到的就是商户经营资质全部合规,却不知道自己手中的货是真是假,无法投诉。无良商家就会抓住这一点,大肆售假。  由鉴定难带来的高维权成本,助长了售假者的侥幸心理。作为商品品牌权利人,小米科技责任有限公司高级总监李涛建议,品牌方应爱护自己的品牌,主动出击。比如,2014年,小米社区及小米官网专门开设了打假专区,发布“小米鉴定”APP,帮助用户辨别小米手机的真伪。2015年底,设立新浪微博“小米打假”公众账号,实时曝光假制售假案件,震慑不法分子,宣传小米打假理念。  “目前,从相关技术角度讲,各种分析鉴定手段是有的,只是缺乏标准。”针对权利人不愿意出面、鉴定标准缺失等现状,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综合检测中心国际部部长乐粉鹏建议,可以通过中消协和一些国家检验机构,将电商平台联合起来,发起一个针对网络假冒伪劣产品鉴定的团体标准,为消费者提供平台认可的鉴定服务。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情权,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质量提出询问应当作出真实明确的答复,无论是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还是商标权益人,都有义务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中消协副秘书长董祝礼认为,面对假冒伪劣侵权行为,商标权益人或授权人应当依法主动维护自身权益,采取举报、公告、诉讼等方式抵制假冒伪劣行为,并有责任协助消费者判定真假,维护消费者利益,保护消费者权益。  问题源头:  打假需要全链路,线上售假根子在线下  假货并非线上独有,只是由于网络强大的连接作用,给假冒伪劣产品提供了一个速度快、容量大的“集散地”。但在打假中,电商平台没有执法权,目前最主要的手段就是信息审核,包括商家主体信息、资质证照、商品信息和商家在平台上留下的行为轨迹等。然而,再严苛的信息审核也不太可能触达线下。  出人意料的是,很多制假售假的商家,其资质都是齐全的,且规模相对较大,不是无证无照的小经营者,甚至有些还是地方政府要保护的企业。去年,执法部门整顿取缔了天津某镇100多家生产调味品的造假企业。据调查,这些企业已经造假十几年了,当地执法者一直视而不见,直到被媒体曝光后才行动。  因此,打假需要全链路,回溯到生产,不仅仅是电商平台,还涉及行政监管机构和地方政府。特别是今年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后,业内普遍对其寄予厚望。“过去行政执法部门分散在工商、专利、质监等几个部门,制假是生产部门的事,售假是流通部门的事,两个部门管,不好协调。”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李顺德认为,现在市场监管总局合并质检、工商等职责后,在打击制假、售假方面将形成合力。  同时,李顺德建议政府的监管理念也要更新,“比如知识产权保护不要只考核今年申请了多少专利、申请了多少商标、多少年世界第一,而是应该重视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假冒伪劣商品的‘双打’成绩如何,假冒伪劣和侵权盗版的商品还有没有”。【诚信建设万里行】网络售假,为什么屡禁不绝?#标题分割#  近期,一些网络电商平台低价销售假货现象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假货不是互联网时代才有的产物,但是互联网的确放大了假货的危害范围。网络售假,为什么屡禁不绝?电商平台要负什么责任?请看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的调查。  网络平台:  投入上亿元抽检,仍无法杜绝假货  与大多数人想得不一样,经常被指责“售假”的电商平台其实对假货深恶痛绝,并且花了很大精力打假。  据阿里巴巴集团政策研究室总监李倩介绍,阿里巴巴每日识别图片6亿张,对系统判定假货的商品或者高危商家,会第一时间拦截和处置。同时,阿里还通过大数据算法对商品实行抽检,每年发起约10万余次抽检,投入上亿元购买商品,一旦发现假冒伪劣商品,轻者下架,重者清退。  “2017年底阿里巴巴与全国23个省执法机关联合打假,累计推送线索1980条,涉案金额约43亿元。”李倩透露,阿里作为原告提起了中国首例针对售假、卖假诉讼,要求对平台商家实施法律追责。目前,阿里已经提起12起售假诉讼。  京东质控团队对商家资质、进货来源渠道、产品的入仓检查等都有严格的标准,在商家入驻或者商品进入时即杜绝假冒伪劣。据京东集团公共事务总监陈鹏程介绍,近几年京东借助大数据、智能分析、实时监控和识别假冒伪劣商品,并利用知识产权查询系统,提供国外产品维权渠道。  苏宁易购每年在平台治理方面投入上千万元费用。据苏宁易购集团质量管理总监林翔介绍,在开放平台的经营过程中,苏宁易购采用定向邀请方式,选择优质商户,并按照《网络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对经营主体审查和登记,建立登记档案并定期核实更新。  在日常运营中,苏宁易购通过与国际、国内检测机构对商品引进阶段的质量把控、上架阶段的检测合作来提升商品质量;通过与韩国特许厅、中英贸易协会等国际贸易保护协会建立与品牌权利人的鉴定合作机制,对平台商户商品实施全方位监控。  但是,尽管各大平台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精力,还是无法杜绝假货、山寨货。“原因主要是电商平台售假成本低,C2C或者一些社交电商入驻门槛较低,交1000元、2000元押金就可以在网上销售。一旦出现问题,商家早已销售完,可观的收入赚到手,就算把押金罚完,售假成本还是很低。”林翔认为,信息不畅通也造成了假货在各个平台流转。  第三方支付和物流兴起后,电商交易更加碎片化。李倩表示,即使电商平台对制假售假商家采取措施,他们还是可以转向微商等平台发布信息,这个问题需要监管部门重点关注。  鉴定死环:  商家只认鉴定,消费者无从鉴定  面对平台和消费者的投诉,售假商家还敢这么明目张胆,是因为他们认定了一条——“专柜鉴定”。  消费者包娜告诉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她的朋友在某平台的海外平台店买了一盒面膜,发现与从海外购买回来的不一样,要求退货,被商家拒绝,原因是平台有海外购买凭证,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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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货并非线上独有,只是由于网络强大的连接作用,给假冒伪劣产品提供了一个速度快、容量大的“集散地”。但在打假中,电商平台没有执法权,目前最主要的手段就是信息审核,包括商家主体信息、资质证照、商品信息和商家在平台上留下的行为轨迹等。然而,再严苛的信息审核也不太可能触达线下。  出人意料的是,很多制假售假的商家,其资质都是齐全的,且规模相对较大,不是无证无照的小经营者,甚至有些还是地方政府要保护的企业。去年,执法部门整顿取缔了天津某镇100多家生产调味品的造假企业。据调查,这些企业已经造假十几年了,当地执法者一直视而不见,直到被媒体曝光后才行动。  因此,打假需要全链路,回溯到生产,不仅仅是电商平台,还涉及行政监管机构和地方政府。特别是今年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后,业内普遍对其寄予厚望。“过去行政执法部门分散在工商、专利、质监等几个部门,制假是生产部门的事,售假是流通部门的事,两个部门管,不好协调。”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李顺德认为,现在市场监管总局合并质检、工商等职责后,在打击制假、售假方面将形成合力。  同时,李顺德建议政府的监管理念也要更新,“比如知识产权保护不要只考核今年申请了多少专利、申请了多少商标、多少年世界第一,而是应该重视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假冒伪劣商品的‘双打’成绩如何,假冒伪劣和侵权盗版的商品还有没有”。

【诚信建设万里行】网络售假,为什么屡禁不绝?#标题分割#  近期,一些网络电商平台低价销售假货现象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假货不是互联网时代才有的产物,但是互联网的确放大了假货的危害范围。网络售假,为什么屡禁不绝?电商平台要负什么责任?请看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的调查。  网络平台:  投入上亿元抽检,仍无法杜绝假货  与大多数人想得不一样,经常被指责“售假”的电商平台其实对假货深恶痛绝,并且花了很大精力打假。  据阿里巴巴集团政策研究室总监李倩介绍,阿里巴巴每日识别图片6亿张,对系统判定假货的商品或者高危商家,会第一时间拦截和处置。同时,阿里还通过大数据算法对商品实行抽检,每年发起约10万余次抽检,投入上亿元购买商品,一旦发现假冒伪劣商品,轻者下架,重者清退。  “2017年底阿里巴巴与全国23个省执法机关联合打假,累计推送线索1980条,涉案金额约43亿元。”李倩透露,阿里作为原告提起了中国首例针对售假、卖假诉讼,要求对平台商家实施法律追责。目前,阿里已经提起12起售假诉讼。  京东质控团队对商家资质、进货来源渠道、产品的入仓检查等都有严格的标准,在商家入驻或者商品进入时即杜绝假冒伪劣。据京东集团公共事务总监陈鹏程介绍,近几年京东借助大数据、智能分析、实时监控和识别假冒伪劣商品,并利用知识产权查询系统,提供国外产品维权渠道。  苏宁易购每年在平台治理方面投入上千万元费用。据苏宁易购集团质量管理总监林翔介绍,在开放平台的经营过程中,苏宁易购采用定向邀请方式,选择优质商户,并按照《网络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对经营主体审查和登记,建立登记档案并定期核实更新。  在日常运营中,苏宁易购通过与国际、国内检测机构对商品引进阶段的质量把控、上架阶段的检测合作来提升商品质量;通过与韩国特许厅、中英贸易协会等国际贸易保护协会建立与品牌权利人的鉴定合作机制,对平台商户商品实施全方位监控。  但是,尽管各大平台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精力,还是无法杜绝假货、山寨货。“原因主要是电商平台售假成本低,C2C或者一些社交电商入驻门槛较低,交1000元、2000元押金就可以在网上销售。一旦出现问题,商家早已销售完,可观的收入赚到手,就算把押金罚完,售假成本还是很低。”林翔认为,信息不畅通也造成了假货在各个平台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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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情权,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质量提出询问应当作出真实明确的答复,无论是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还是商标权益人,都有义务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中消协副秘书长董祝礼认为,面对假冒伪劣侵权行为,商标权益人或授权人应当依法主动维护自身权益,采取举报、公告、诉讼等方式抵制假冒伪劣行为,并有责任协助消费者判定真假,维护消费者利益,保护消费者权益。  问题源头:  打假需要全链路,线上售假根子在线下  假货并非线上独有,只是由于网络强大的连接作用,给假冒伪劣产品提供了一个速度快、容量大的“集散地”。但在打假中,电商平台没有执法权,目前最主要的手段就是信息审核,包括商家主体信息、资质证照、商品信息和商家在平台上留下的行为轨迹等。然而,再严苛的信息审核也不太可能触达线下。  出人意料的是,很多制假售假的商家,其资质都是齐全的,且规模相对较大,不是无证无照的小经营者,甚至有些还是地方政府要保护的企业。去年,执法部门整顿取缔了天津某镇100多家生产调味品的造假企业。据调查,这些企业已经造假十几年了,当地执法者一直视而不见,直到被媒体曝光后才行动。  因此,打假需要全链路,回溯到生产,不仅仅是电商平台,还涉及行政监管机构和地方政府。特别是今年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后,业内普遍对其寄予厚望。“过去行政执法部门分散在工商、专利、质监等几个部门,制假是生产部门的事,售假是流通部门的事,两个部门管,不好协调。”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李顺德认为,现在市场监管总局合并质检、工商等职责后,在打击制假、售假方面将形成合力。  同时,李顺德建议政府的监管理念也要更新,“比如知识产权保护不要只考核今年申请了多少专利、申请了多少商标、多少年世界第一,而是应该重视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假冒伪劣商品的‘双打’成绩如何,假冒伪劣和侵权盗版的商品还有没有”。【诚信建设万里行】网络售假,为什么屡禁不绝?#标题分割#  近期,一些网络电商平台低价销售假货现象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假货不是互联网时代才有的产物,但是互联网的确放大了假货的危害范围。网络售假,为什么屡禁不绝?电商平台要负什么责任?请看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的调查。  网络平台:  投入上亿元抽检,仍无法杜绝假货  与大多数人想得不一样,经常被指责“售假”的电商平台其实对假货深恶痛绝,并且花了很大精力打假。  据阿里巴巴集团政策研究室总监李倩介绍,阿里巴巴每日识别图片6亿张,对系统判定假货的商品或者高危商家,会第一时间拦截和处置。同时,阿里还通过大数据算法对商品实行抽检,每年发起约10万余次抽检,投入上亿元购买商品,一旦发现假冒伪劣商品,轻者下架,重者清退。  “2017年底阿里巴巴与全国23个省执法机关联合打假,累计推送线索1980条,涉案金额约43亿元。”李倩透露,阿里作为原告提起了中国首例针对售假、卖假诉讼,要求对平台商家实施法律追责。目前,阿里已经提起12起售假诉讼。  京东质控团队对商家资质、进货来源渠道、产品的入仓检查等都有严格的标准,在商家入驻或者商品进入时即杜绝假冒伪劣。据京东集团公共事务总监陈鹏程介绍,近几年京东借助大数据、智能分析、实时监控和识别假冒伪劣商品,并利用知识产权查询系统,提供国外产品维权渠道。  苏宁易购每年在平台治理方面投入上千万元费用。据苏宁易购集团质量管理总监林翔介绍,在开放平台的经营过程中,苏宁易购采用定向邀请方式,选择优质商户,并按照《网络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对经营主体审查和登记,建立登记档案并定期核实更新。  在日常运营中,苏宁易购通过与国际、国内检测机构对商品引进阶段的质量把控、上架阶段的检测合作来提升商品质量;通过与韩国特许厅、中英贸易协会等国际贸易保护协会建立与品牌权利人的鉴定合作机制,对平台商户商品实施全方位监控。  但是,尽管各大平台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精力,还是无法杜绝假货、山寨货。“原因主要是电商平台售假成本低,C2C或者一些社交电商入驻门槛较低,交1000元、2000元押金就可以在网上销售。一旦出现问题,商家早已销售完,可观的收入赚到手,就算把押金罚完,售假成本还是很低。”林翔认为,信息不畅通也造成了假货在各个平台流转。  第三方支付和物流兴起后,电商交易更加碎片化。李倩表示,即使电商平台对制假售假商家采取措施,他们还是可以转向微商等平台发布信息,这个问题需要监管部门重点关注。  鉴定死环:  商家只认鉴定,消费者无从鉴定  面对平台和消费者的投诉,售假商家还敢这么明目张胆,是因为他们认定了一条——“专柜鉴定”。  消费者包娜告诉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她的朋友在某平台的海外平台店买了一盒面膜,发现与从海外购买回来的不一样,要求退货,被商家拒绝,原因是平台有海外购买凭证,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消费者买到手的商品,如果是质量问题,可以找质检部门鉴定。但如果是假货,向平台投诉,平台必须要看证据,消费者要提供鉴定报告。”林翔介绍了平台通行的处理流程。但他也承认,只有商标权利人才可以出具鉴定报告,消费者很难直接找到权利人,即使消费者找到了,权利人也会拒绝,因为没有义务提供鉴定。  前段时间,苏宁易购发现一个卖苹果配件的商家售假。平台找到苹果方面鉴定,确认包材是假的,耳机配件是真的。约谈商户后,商户却说,知道苹果公司是不会给消费者鉴定的,所以敢售假。  只靠一张真假难辨的纸,商家就能在消费者、平台和监管部门之间踢皮球。“这是个死循环。”林翔认为,对于平台来讲,消费者拿不到相关证据,能看到的就是商户经营资质全部合规,却不知道自己手中的货是真是假,无法投诉。无良商家就会抓住这一点,大肆售假。  由鉴定难带来的高维权成本,助长了售假者的侥幸心理。作为商品品牌权利人,小米科技责任有限公司高级总监李涛建议,品牌方应爱护自己的品牌,主动出击。比如,2014年,小米社区及小米官网专门开设了打假专区,发布“小米鉴定”APP,帮助用户辨别小米手机的真伪。2015年底,设立新浪微博“小米打假”公众账号,实时曝光假制售假案件,震慑不法分子,宣传小米打假理念。  “目前,从相关技术角度讲,各种分析鉴定手段是有的,只是缺乏标准。”针对权利人不愿意出面、鉴定标准缺失等现状,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综合检测中心国际部部长乐粉鹏建议,可以通过中消协和一些国家检验机构,将电商平台联合起来,发起一个针对网络假冒伪劣产品鉴定的团体标准,为消费者提供平台认可的鉴定服务。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情权,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质量提出询问应当作出真实明确的答复,无论是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还是商标权益人,都有义务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中消协副秘书长董祝礼认为,面对假冒伪劣侵权行为,商标权益人或授权人应当依法主动维护自身权益,采取举报、公告、诉讼等方式抵制假冒伪劣行为,并有责任协助消费者判定真假,维护消费者利益,保护消费者权益。  问题源头:  打假需要全链路,线上售假根子在线下  假货并非线上独有,只是由于网络强大的连接作用,给假冒伪劣产品提供了一个速度快、容量大的“集散地”。但在打假中,电商平台没有执法权,目前最主要的手段就是信息审核,包括商家主体信息、资质证照、商品信息和商家在平台上留下的行为轨迹等。然而,再严苛的信息审核也不太可能触达线下。  出人意料的是,很多制假售假的商家,其资质都是齐全的,且规模相对较大,不是无证无照的小经营者,甚至有些还是地方政府要保护的企业。去年,执法部门整顿取缔了天津某镇100多家生产调味品的造假企业。据调查,这些企业已经造假十几年了,当地执法者一直视而不见,直到被媒体曝光后才行动。  因此,打假需要全链路,回溯到生产,不仅仅是电商平台,还涉及行政监管机构和地方政府。特别是今年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后,业内普遍对其寄予厚望。“过去行政执法部门分散在工商、专利、质监等几个部门,制假是生产部门的事,售假是流通部门的事,两个部门管,不好协调。”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李顺德认为,现在市场监管总局合并质检、工商等职责后,在打击制假、售假方面将形成合力。  同时,李顺德建议政府的监管理念也要更新,“比如知识产权保护不要只考核今年申请了多少专利、申请了多少商标、多少年世界第一,而是应该重视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假冒伪劣商品的‘双打’成绩如何,假冒伪劣和侵权盗版的商品还有没有”。【诚信建设万里行】网络售假,为什么屡禁不绝?#标题分割#  近期,一些网络电商平台低价销售假货现象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假货不是互联网时代才有的产物,但是互联网的确放大了假货的危害范围。网络售假,为什么屡禁不绝?电商平台要负什么责任?请看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的调查。  网络平台:  投入上亿元抽检,仍无法杜绝假货  与大多数人想得不一样,经常被指责“售假”的电商平台其实对假货深恶痛绝,并且花了很大精力打假。  据阿里巴巴集团政策研究室总监李倩介绍,阿里巴巴每日识别图片6亿张,对系统判定假货的商品或者高危商家,会第一时间拦截和处置。同时,阿里还通过大数据算法对商品实行抽检,每年发起约10万余次抽检,投入上亿元购买商品,一旦发现假冒伪劣商品,轻者下架,重者清退。  “2017年底阿里巴巴与全国23个省执法机关联合打假,累计推送线索1980条,涉案金额约43亿元。”李倩透露,阿里作为原告提起了中国首例针对售假、卖假诉讼,要求对平台商家实施法律追责。目前,阿里已经提起12起售假诉讼。  京东质控团队对商家资质、进货来源渠道、产品的入仓检查等都有严格的标准,在商家入驻或者商品进入时即杜绝假冒伪劣。据京东集团公共事务总监陈鹏程介绍,近几年京东借助大数据、智能分析、实时监控和识别假冒伪劣商品,并利用知识产权查询系统,提供国外产品维权渠道。  苏宁易购每年在平台治理方面投入上千万元费用。据苏宁易购集团质量管理总监林翔介绍,在开放平台的经营过程中,苏宁易购采用定向邀请方式,选择优质商户,并按照《网络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对经营主体审查和登记,建立登记档案并定期核实更新。  在日常运营中,苏宁易购通过与国际、国内检测机构对商品引进阶段的质量把控、上架阶段的检测合作来提升商品质量;通过与韩国特许厅、中英贸易协会等国际贸易保护协会建立与品牌权利人的鉴定合作机制,对平台商户商品实施全方位监控。  但是,尽管各大平台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精力,还是无法杜绝假货、山寨货。“原因主要是电商平台售假成本低,C2C或者一些社交电商入驻门槛较低,交1000元、2000元押金就可以在网上销售。一旦出现问题,商家早已销售完,可观的收入赚到手,就算把押金罚完,售假成本还是很低。”林翔认为,信息不畅通也造成了假货在各个平台流转。  第三方支付和物流兴起后,电商交易更加碎片化。李倩表示,即使电商平台对制假售假商家采取措施,他们还是可以转向微商等平台发布信息,这个问题需要监管部门重点关注。  鉴定死环:  商家只认鉴定,消费者无从鉴定  面对平台和消费者的投诉,售假商家还敢这么明目张胆,是因为他们认定了一条——“专柜鉴定”。  消费者包娜告诉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她的朋友在某平台的海外平台店买了一盒面膜,发现与从海外购买回来的不一样,要求退货,被商家拒绝,原因是平台有海外购买凭证,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消费者买到手的商品,如果是质量问题,可以找质检部门鉴定。但如果是假货,向平台投诉,平台必须要看证据,消费者要提供鉴定报告。”林翔介绍了平台通行的处理流程。但他也承认,只有商标权利人才可以出具鉴定报告,消费者很难直接找到权利人,即使消费者找到了,权利人也会拒绝,因为没有义务提供鉴定。  前段时间,苏宁易购发现一个卖苹果配件的商家售假。平台找到苹果方面鉴定,确认包材是假的,耳机配件是真的。约谈商户后,商户却说,知道苹果公司是不会给消费者鉴定的,所以敢售假。  只靠一张真假难辨的纸,商家就能在消费者、平台和监管部门之间踢皮球。“这是个死循环。”林翔认为,对于平台来讲,消费者拿不到相关证据,能看到的就是商户经营资质全部合规,却不知道自己手中的货是真是假,无法投诉。无良商家就会抓住这一点,大肆售假。  由鉴定难带来的高维权成本,助长了售假者的侥幸心理。作为商品品牌权利人,小米科技责任有限公司高级总监李涛建议,品牌方应爱护自己的品牌,主动出击。比如,2014年,小米社区及小米官网专门开设了打假专区,发布“小米鉴定”APP,帮助用户辨别小米手机的真伪。2015年底,设立新浪微博“小米打假”公众账号,实时曝光假制售假案件,震慑不法分子,宣传小米打假理念。  “目前,从相关技术角度讲,各种分析鉴定手段是有的,只是缺乏标准。”针对权利人不愿意出面、鉴定标准缺失等现状,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综合检测中心国际部部长乐粉鹏建议,可以通过中消协和一些国家检验机构,将电商平台联合起来,发起一个针对网络假冒伪劣产品鉴定的团体标准,为消费者提供平台认可的鉴定服务。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情权,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质量提出询问应当作出真实明确的答复,无论是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还是商标权益人,都有义务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中消协副秘书长董祝礼认为,面对假冒伪劣侵权行为,商标权益人或授权人应当依法主动维护自身权益,采取举报、公告、诉讼等方式抵制假冒伪劣行为,并有责任协助消费者判定真假,维护消费者利益,保护消费者权益。  问题源头:  打假需要全链路,线上售假根子在线下  假货并非线上独有,只是由于网络强大的连接作用,给假冒伪劣产品提供了一个速度快、容量大的“集散地”。但在打假中,电商平台没有执法权,目前最主要的手段就是信息审核,包括商家主体信息、资质证照、商品信息和商家在平台上留下的行为轨迹等。然而,再严苛的信息审核也不太可能触达线下。  出人意料的是,很多制假售假的商家,其资质都是齐全的,且规模相对较大,不是无证无照的小经营者,甚至有些还是地方政府要保护的企业。去年,执法部门整顿取缔了天津某镇100多家生产调味品的造假企业。据调查,这些企业已经造假十几年了,当地执法者一直视而不见,直到被媒体曝光后才行动。  因此,打假需要全链路,回溯到生产,不仅仅是电商平台,还涉及行政监管机构和地方政府。特别是今年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后,业内普遍对其寄予厚望。“过去行政执法部门分散在工商、专利、质监等几个部门,制假是生产部门的事,售假是流通部门的事,两个部门管,不好协调。”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李顺德认为,现在市场监管总局合并质检、工商等职责后,在打击制假、售假方面将形成合力。  同时,李顺德建议政府的监管理念也要更新,“比如知识产权保护不要只考核今年申请了多少专利、申请了多少商标、多少年世界第一,而是应该重视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假冒伪劣商品的‘双打’成绩如何,假冒伪劣和侵权盗版的商品还有没有”。【诚信建设万里行】网络售假,为什么屡禁不绝?#标题分割#  近期,一些网络电商平台低价销售假货现象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假货不是互联网时代才有的产物,但是互联网的确放大了假货的危害范围。网络售假,为什么屡禁不绝?电商平台要负什么责任?请看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的调查。  网络平台:  投入上亿元抽检,仍无法杜绝假货  与大多数人想得不一样,经常被指责“售假”的电商平台其实对假货深恶痛绝,并且花了很大精力打假。  据阿里巴巴集团政策研究室总监李倩介绍,阿里巴巴每日识别图片6亿张,对系统判定假货的商品或者高危商家,会第一时间拦截和处置。同时,阿里还通过大数据算法对商品实行抽检,每年发起约10万余次抽检,投入上亿元购买商品,一旦发现假冒伪劣商品,轻者下架,重者清退。  “2017年底阿里巴巴与全国23个省执法机关联合打假,累计推送线索1980条,涉案金额约43亿元。”李倩透露,阿里作为原告提起了中国首例针对售假、卖假诉讼,要求对平台商家实施法律追责。目前,阿里已经提起12起售假诉讼。  京东质控团队对商家资质、进货来源渠道、产品的入仓检查等都有严格的标准,在商家入驻或者商品进入时即杜绝假冒伪劣。据京东集团公共事务总监陈鹏程介绍,近几年京东借助大数据、智能分析、实时监控和识别假冒伪劣商品,并利用知识产权查询系统,提供国外产品维权渠道。  苏宁易购每年在平台治理方面投入上千万元费用。据苏宁易购集团质量管理总监林翔介绍,在开放平台的经营过程中,苏宁易购采用定向邀请方式,选择优质商户,并按照《网络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对经营主体审查和登记,建立登记档案并定期核实更新。  在日常运营中,苏宁易购通过与国际、国内检测机构对商品引进阶段的质量把控、上架阶段的检测合作来提升商品质量;通过与韩国特许厅、中英贸易协会等国际贸易保护协会建立与品牌权利人的鉴定合作机制,对平台商户商品实施全方位监控。  但是,尽管各大平台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精力,还是无法杜绝假货、山寨货。“原因主要是电商平台售假成本低,C2C或者一些社交电商入驻门槛较低,交1000元、2000元押金就可以在网上销售。一旦出现问题,商家早已销售完,可观的收入赚到手,就算把押金罚完,售假成本还是很低。”林翔认为,信息不畅通也造成了假货在各个平台流转。  第三方支付和物流兴起后,电商交易更加碎片化。李倩表示,即使电商平台对制假售假商家采取措施,他们还是可以转向微商等平台发布信息,这个问题需要监管部门重点关注。  鉴定死环:  商家只认鉴定,消费者无从鉴定  面对平台和消费者的投诉,售假商家还敢这么明目张胆,是因为他们认定了一条——“专柜鉴定”。  消费者包娜告诉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她的朋友在某平台的海外平台店买了一盒面膜,发现与从海外购买回来的不一样,要求退货,被商家拒绝,原因是平台有海外购买凭证,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消费者买到手的商品,如果是质量问题,可以找质检部门鉴定。但如果是假货,向平台投诉,平台必须要看证据,消费者要提供鉴定报告。”林翔介绍了平台通行的处理流程。但他也承认,只有商标权利人才可以出具鉴定报告,消费者很难直接找到权利人,即使消费者找到了,权利人也会拒绝,因为没有义务提供鉴定。  前段时间,苏宁易购发现一个卖苹果配件的商家售假。平台找到苹果方面鉴定,确认包材是假的,耳机配件是真的。约谈商户后,商户却说,知道苹果公司是不会给消费者鉴定的,所以敢售假。  只靠一张真假难辨的纸,商家就能在消费者、平台和监管部门之间踢皮球。“这是个死循环。”林翔认为,对于平台来讲,消费者拿不到相关证据,能看到的就是商户经营资质全部合规,却不知道自己手中的货是真是假,无法投诉。无良商家就会抓住这一点,大肆售假。  由鉴定难带来的高维权成本,助长了售假者的侥幸心理。作为商品品牌权利人,小米科技责任有限公司高级总监李涛建议,品牌方应爱护自己的品牌,主动出击。比如,2014年,小米社区及小米官网专门开设了打假专区,发布“小米鉴定”APP,帮助用户辨别小米手机的真伪。2015年底,设立新浪微博“小米打假”公众账号,实时曝光假制售假案件,震慑不法分子,宣传小米打假理念。  “目前,从相关技术角度讲,各种分析鉴定手段是有的,只是缺乏标准。”针对权利人不愿意出面、鉴定标准缺失等现状,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综合检测中心国际部部长乐粉鹏建议,可以通过中消协和一些国家检验机构,将电商平台联合起来,发起一个针对网络假冒伪劣产品鉴定的团体标准,为消费者提供平台认可的鉴定服务。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情权,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质量提出询问应当作出真实明确的答复,无论是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还是商标权益人,都有义务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中消协副秘书长董祝礼认为,面对假冒伪劣侵权行为,商标权益人或授权人应当依法主动维护自身权益,采取举报、公告、诉讼等方式抵制假冒伪劣行为,并有责任协助消费者判定真假,维护消费者利益,保护消费者权益。  问题源头:  打假需要全链路,线上售假根子在线下  假货并非线上独有,只是由于网络强大的连接作用,给假冒伪劣产品提供了一个速度快、容量大的“集散地”。但在打假中,电商平台没有执法权,目前最主要的手段就是信息审核,包括商家主体信息、资质证照、商品信息和商家在平台上留下的行为轨迹等。然而,再严苛的信息审核也不太可能触达线下。  出人意料的是,很多制假售假的商家,其资质都是齐全的,且规模相对较大,不是无证无照的小经营者,甚至有些还是地方政府要保护的企业。去年,执法部门整顿取缔了天津某镇100多家生产调味品的造假企业。据调查,这些企业已经造假十几年了,当地执法者一直视而不见,直到被媒体曝光后才行动。  因此,打假需要全链路,回溯到生产,不仅仅是电商平台,还涉及行政监管机构和地方政府。特别是今年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后,业内普遍对其寄予厚望。“过去行政执法部门分散在工商、专利、质监等几个部门,制假是生产部门的事,售假是流通部门的事,两个部门管,不好协调。”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李顺德认为,现在市场监管总局合并质检、工商等职责后,在打击制假、售假方面将形成合力。  同时,李顺德建议政府的监管理念也要更新,“比如知识产权保护不要只考核今年申请了多少专利、申请了多少商标、多少年世界第一,而是应该重视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假冒伪劣商品的‘双打’成绩如何,假冒伪劣和侵权盗版的商品还有没有”。

【诚信建设万里行】网络售假,为什么屡禁不绝?#标题分割#  近期,一些网络电商平台低价销售假货现象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假货不是互联网时代才有的产物,但是互联网的确放大了假货的危害范围。网络售假,为什么屡禁不绝?电商平台要负什么责任?请看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的调查。  网络平台:  投入上亿元抽检,仍无法杜绝假货  与大多数人想得不一样,经常被指责“售假”的电商平台其实对假货深恶痛绝,并且花了很大精力打假。  据阿里巴巴集团政策研究室总监李倩介绍,阿里巴巴每日识别图片6亿张,对系统判定假货的商品或者高危商家,会第一时间拦截和处置。同时,阿里还通过大数据算法对商品实行抽检,每年发起约10万余次抽检,投入上亿元购买商品,一旦发现假冒伪劣商品,轻者下架,重者清退。  “2017年底阿里巴巴与全国23个省执法机关联合打假,累计推送线索1980条,涉案金额约43亿元。”李倩透露,阿里作为原告提起了中国首例针对售假、卖假诉讼,要求对平台商家实施法律追责。目前,阿里已经提起12起售假诉讼。  京东质控团队对商家资质、进货来源渠道、产品的入仓检查等都有严格的标准,在商家入驻或者商品进入时即杜绝假冒伪劣。据京东集团公共事务总监陈鹏程介绍,近几年京东借助大数据、智能分析、实时监控和识别假冒伪劣商品,并利用知识产权查询系统,提供国外产品维权渠道。  苏宁易购每年在平台治理方面投入上千万元费用。据苏宁易购集团质量管理总监林翔介绍,在开放平台的经营过程中,苏宁易购采用定向邀请方式,选择优质商户,并按照《网络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对经营主体审查和登记,建立登记档案并定期核实更新。  在日常运营中,苏宁易购通过与国际、国内检测机构对商品引进阶段的质量把控、上架阶段的检测合作来提升商品质量;通过与韩国特许厅、中英贸易协会等国际贸易保护协会建立与品牌权利人的鉴定合作机制,对平台商户商品实施全方位监控。  但是,尽管各大平台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精力,还是无法杜绝假货、山寨货。“原因主要是电商平台售假成本低,C2C或者一些社交电商入驻门槛较低,交1000元、2000元押金就可以在网上销售。一旦出现问题,商家早已销售完,可观的收入赚到手,就算把押金罚完,售假成本还是很低。”林翔认为,信息不畅通也造成了假货在各个平台流转。  第三方支付和物流兴起后,电商交易更加碎片化。李倩表示,即使电商平台对制假售假商家采取措施,他们还是可以转向微商等平台发布信息,这个问题需要监管部门重点关注。  鉴定死环:  商家只认鉴定,消费者无从鉴定  面对平台和消费者的投诉,售假商家还敢这么明目张胆,是因为他们认定了一条——“专柜鉴定”。  消费者包娜告诉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她的朋友在某平台的海外平台店买了一盒面膜,发现与从海外购买回来的不一样,要求退货,被商家拒绝,原因是平台有海外购买凭证,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消费者买到手的商品,如果是质量问题,可以找质检部门鉴定。但如果是假货,向平台投诉,平台必须要看证据,消费者要提供鉴定报告。”林翔介绍了平台通行的处理流程。但他也承认,只有商标权利人才可以出具鉴定报告,消费者很难直接找到权利人,即使消费者找到了,权利人也会拒绝,因为没有义务提供鉴定。  前段时间,苏宁易购发现一个卖苹果配件的商家售假。平台找到苹果方面鉴定,确认包材是假的,耳机配件是真的。约谈商户后,商户却说,知道苹果公司是不会给消费者鉴定的,所以敢售假。  只靠一张真假难辨的纸,商家就能在消费者、平台和监管部门之间踢皮球。“这是个死循环。”林翔认为,对于平台来讲,消费者拿不到相关证据,能看到的就是商户经营资质全部合规,却不知道自己手中的货是真是假,无法投诉。无良商家就会抓住这一点,大肆售假。  由鉴定难带来的高维权成本,助长了售假者的侥幸心理。作为商品品牌权利人,小米科技责任有限公司高级总监李涛建议,品牌方应爱护自己的品牌,主动出击。比如,2014年,小米社区及小米官网专门开设了打假专区,发布“小米鉴定”APP,帮助用户辨别小米手机的真伪。2015年底,设立新浪微博“小米打假”公众账号,实时曝光假制售假案件,震慑不法分子,宣传小米打假理念。  “目前,从相关技术角度讲,各种分析鉴定手段是有的,只是缺乏标准。”针对权利人不愿意出面、鉴定标准缺失等现状,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综合检测中心国际部部长乐粉鹏建议,可以通过中消协和一些国家检验机构,将电商平台联合起来,发起一个针对网络假冒伪劣产品鉴定的团体标准,为消费者提供平台认可的鉴定服务。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情权,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质量提出询问应当作出真实明确的答复,无论是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还是商标权益人,都有义务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中消协副秘书长董祝礼认为,面对假冒伪劣侵权行为,商标权益人或授权人应当依法主动维护自身权益,采取举报、公告、诉讼等方式抵制假冒伪劣行为,并有责任协助消费者判定真假,维护消费者利益,保护消费者权益。  问题源头:  打假需要全链路,线上售假根子在线下  假货并非线上独有,只是由于网络强大的连接作用,给假冒伪劣产品提供了一个速度快、容量大的“集散地”。但在打假中,电商平台没有执法权,目前最主要的手段就是信息审核,包括商家主体信息、资质证照、商品信息和商家在平台上留下的行为轨迹等。然而,再严苛的信息审核也不太可能触达线下。  出人意料的是,很多制假售假的商家,其资质都是齐全的,且规模相对较大,不是无证无照的小经营者,甚至有些还是地方政府要保护的企业。去年,执法部门整顿取缔了天津某镇100多家生产调味品的造假企业。据调查,这些企业已经造假十几年了,当地执法者一直视而不见,直到被媒体曝光后才行动。  因此,打假需要全链路,回溯到生产,不仅仅是电商平台,还涉及行政监管机构和地方政府。特别是今年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后,业内普遍对其寄予厚望。“过去行政执法部门分散在工商、专利、质监等几个部门,制假是生产部门的事,售假是流通部门的事,两个部门管,不好协调。”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李顺德认为,现在市场监管总局合并质检、工商等职责后,在打击制假、售假方面将形成合力。  同时,李顺德建议政府的监管理念也要更新,“比如知识产权保护不要只考核今年申请了多少专利、申请了多少商标、多少年世界第一,而是应该重视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假冒伪劣商品的‘双打’成绩如何,假冒伪劣和侵权盗版的商品还有没有”。【诚信建设万里行】网络售假,为什么屡禁不绝?#标题分割#  近期,一些网络电商平台低价销售假货现象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假货不是互联网时代才有的产物,但是互联网的确放大了假货的危害范围。网络售假,为什么屡禁不绝?电商平台要负什么责任?请看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的调查。  网络平台:  投入上亿元抽检,仍无法杜绝假货  与大多数人想得不一样,经常被指责“售假”的电商平台其实对假货深恶痛绝,并且花了很大精力打假。  据阿里巴巴集团政策研究室总监李倩介绍,阿里巴巴每日识别图片6亿张,对系统判定假货的商品或者高危商家,会第一时间拦截和处置。同时,阿里还通过大数据算法对商品实行抽检,每年发起约10万余次抽检,投入上亿元购买商品,一旦发现假冒伪劣商品,轻者下架,重者清退。  “2017年底阿里巴巴与全国23个省执法机关联合打假,累计推送线索1980条,涉案金额约43亿元。”李倩透露,阿里作为原告提起了中国首例针对售假、卖假诉讼,要求对平台商家实施法律追责。目前,阿里已经提起12起售假诉讼。  京东质控团队对商家资质、进货来源渠道、产品的入仓检查等都有严格的标准,在商家入驻或者商品进入时即杜绝假冒伪劣。据京东集团公共事务总监陈鹏程介绍,近几年京东借助大数据、智能分析、实时监控和识别假冒伪劣商品,并利用知识产权查询系统,提供国外产品维权渠道。  苏宁易购每年在平台治理方面投入上千万元费用。据苏宁易购集团质量管理总监林翔介绍,在开放平台的经营过程中,苏宁易购采用定向邀请方式,选择优质商户,并按照《网络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对经营主体审查和登记,建立登记档案并定期核实更新。  在日常运营中,苏宁易购通过与国际、国内检测机构对商品引进阶段的质量把控、上架阶段的检测合作来提升商品质量;通过与韩国特许厅、中英贸易协会等国际贸易保护协会建立与品牌权利人的鉴定合作机制,对平台商户商品实施全方位监控。  但是,尽管各大平台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精力,还是无法杜绝假货、山寨货。“原因主要是电商平台售假成本低,C2C或者一些社交电商入驻门槛较低,交1000元、2000元押金就可以在网上销售。一旦出现问题,商家早已销售完,可观的收入赚到手,就算把押金罚完,售假成本还是很低。”林翔认为,信息不畅通也造成了假货在各个平台流转。  第三方支付和物流兴起后,电商交易更加碎片化。李倩表示,即使电商平台对制假售假商家采取措施,他们还是可以转向微商等平台发布信息,这个问题需要监管部门重点关注。  鉴定死环:  商家只认鉴定,消费者无从鉴定  面对平台和消费者的投诉,售假商家还敢这么明目张胆,是因为他们认定了一条——“专柜鉴定”。  消费者包娜告诉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她的朋友在某平台的海外平台店买了一盒面膜,发现与从海外购买回来的不一样,要求退货,被商家拒绝,原因是平台有海外购买凭证,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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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货并非线上独有,只是由于网络强大的连接作用,给假冒伪劣产品提供了一个速度快、容量大的“集散地”。但在打假中,电商平台没有执法权,目前最主要的手段就是信息审核,包括商家主体信息、资质证照、商品信息和商家在平台上留下的行为轨迹等。然而,再严苛的信息审核也不太可能触达线下。  出人意料的是,很多制假售假的商家,其资质都是齐全的,且规模相对较大,不是无证无照的小经营者,甚至有些还是地方政府要保护的企业。去年,执法部门整顿取缔了天津某镇100多家生产调味品的造假企业。据调查,这些企业已经造假十几年了,当地执法者一直视而不见,直到被媒体曝光后才行动。  因此,打假需要全链路,回溯到生产,不仅仅是电商平台,还涉及行政监管机构和地方政府。特别是今年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后,业内普遍对其寄予厚望。“过去行政执法部门分散在工商、专利、质监等几个部门,制假是生产部门的事,售假是流通部门的事,两个部门管,不好协调。”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李顺德认为,现在市场监管总局合并质检、工商等职责后,在打击制假、售假方面将形成合力。  同时,李顺德建议政府的监管理念也要更新,“比如知识产权保护不要只考核今年申请了多少专利、申请了多少商标、多少年世界第一,而是应该重视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假冒伪劣商品的‘双打’成绩如何,假冒伪劣和侵权盗版的商品还有没有”。【诚信建设万里行】网络售假,为什么屡禁不绝?#标题分割#  近期,一些网络电商平台低价销售假货现象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假货不是互联网时代才有的产物,但是互联网的确放大了假货的危害范围。网络售假,为什么屡禁不绝?电商平台要负什么责任?请看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的调查。  网络平台:  投入上亿元抽检,仍无法杜绝假货  与大多数人想得不一样,经常被指责“售假”的电商平台其实对假货深恶痛绝,并且花了很大精力打假。  据阿里巴巴集团政策研究室总监李倩介绍,阿里巴巴每日识别图片6亿张,对系统判定假货的商品或者高危商家,会第一时间拦截和处置。同时,阿里还通过大数据算法对商品实行抽检,每年发起约10万余次抽检,投入上亿元购买商品,一旦发现假冒伪劣商品,轻者下架,重者清退。  “2017年底阿里巴巴与全国23个省执法机关联合打假,累计推送线索1980条,涉案金额约43亿元。”李倩透露,阿里作为原告提起了中国首例针对售假、卖假诉讼,要求对平台商家实施法律追责。目前,阿里已经提起12起售假诉讼。  京东质控团队对商家资质、进货来源渠道、产品的入仓检查等都有严格的标准,在商家入驻或者商品进入时即杜绝假冒伪劣。据京东集团公共事务总监陈鹏程介绍,近几年京东借助大数据、智能分析、实时监控和识别假冒伪劣商品,并利用知识产权查询系统,提供国外产品维权渠道。  苏宁易购每年在平台治理方面投入上千万元费用。据苏宁易购集团质量管理总监林翔介绍,在开放平台的经营过程中,苏宁易购采用定向邀请方式,选择优质商户,并按照《网络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对经营主体审查和登记,建立登记档案并定期核实更新。  在日常运营中,苏宁易购通过与国际、国内检测机构对商品引进阶段的质量把控、上架阶段的检测合作来提升商品质量;通过与韩国特许厅、中英贸易协会等国际贸易保护协会建立与品牌权利人的鉴定合作机制,对平台商户商品实施全方位监控。  但是,尽管各大平台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精力,还是无法杜绝假货、山寨货。“原因主要是电商平台售假成本低,C2C或者一些社交电商入驻门槛较低,交1000元、2000元押金就可以在网上销售。一旦出现问题,商家早已销售完,可观的收入赚到手,就算把押金罚完,售假成本还是很低。”林翔认为,信息不畅通也造成了假货在各个平台流转。  第三方支付和物流兴起后,电商交易更加碎片化。李倩表示,即使电商平台对制假售假商家采取措施,他们还是可以转向微商等平台发布信息,这个问题需要监管部门重点关注。  鉴定死环:  商家只认鉴定,消费者无从鉴定  面对平台和消费者的投诉,售假商家还敢这么明目张胆,是因为他们认定了一条——“专柜鉴定”。  消费者包娜告诉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她的朋友在某平台的海外平台店买了一盒面膜,发现与从海外购买回来的不一样,要求退货,被商家拒绝,原因是平台有海外购买凭证,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消费者买到手的商品,如果是质量问题,可以找质检部门鉴定。但如果是假货,向平台投诉,平台必须要看证据,消费者要提供鉴定报告。”林翔介绍了平台通行的处理流程。但他也承认,只有商标权利人才可以出具鉴定报告,消费者很难直接找到权利人,即使消费者找到了,权利人也会拒绝,因为没有义务提供鉴定。  前段时间,苏宁易购发现一个卖苹果配件的商家售假。平台找到苹果方面鉴定,确认包材是假的,耳机配件是真的。约谈商户后,商户却说,知道苹果公司是不会给消费者鉴定的,所以敢售假。  只靠一张真假难辨的纸,商家就能在消费者、平台和监管部门之间踢皮球。“这是个死循环。”林翔认为,对于平台来讲,消费者拿不到相关证据,能看到的就是商户经营资质全部合规,却不知道自己手中的货是真是假,无法投诉。无良商家就会抓住这一点,大肆售假。  由鉴定难带来的高维权成本,助长了售假者的侥幸心理。作为商品品牌权利人,小米科技责任有限公司高级总监李涛建议,品牌方应爱护自己的品牌,主动出击。比如,2014年,小米社区及小米官网专门开设了打假专区,发布“小米鉴定”APP,帮助用户辨别小米手机的真伪。2015年底,设立新浪微博“小米打假”公众账号,实时曝光假制售假案件,震慑不法分子,宣传小米打假理念。  “目前,从相关技术角度讲,各种分析鉴定手段是有的,只是缺乏标准。”针对权利人不愿意出面、鉴定标准缺失等现状,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综合检测中心国际部部长乐粉鹏建议,可以通过中消协和一些国家检验机构,将电商平台联合起来,发起一个针对网络假冒伪劣产品鉴定的团体标准,为消费者提供平台认可的鉴定服务。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情权,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质量提出询问应当作出真实明确的答复,无论是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还是商标权益人,都有义务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中消协副秘书长董祝礼认为,面对假冒伪劣侵权行为,商标权益人或授权人应当依法主动维护自身权益,采取举报、公告、诉讼等方式抵制假冒伪劣行为,并有责任协助消费者判定真假,维护消费者利益,保护消费者权益。  问题源头:  打假需要全链路,线上售假根子在线下  假货并非线上独有,只是由于网络强大的连接作用,给假冒伪劣产品提供了一个速度快、容量大的“集散地”。但在打假中,电商平台没有执法权,目前最主要的手段就是信息审核,包括商家主体信息、资质证照、商品信息和商家在平台上留下的行为轨迹等。然而,再严苛的信息审核也不太可能触达线下。  出人意料的是,很多制假售假的商家,其资质都是齐全的,且规模相对较大,不是无证无照的小经营者,甚至有些还是地方政府要保护的企业。去年,执法部门整顿取缔了天津某镇100多家生产调味品的造假企业。据调查,这些企业已经造假十几年了,当地执法者一直视而不见,直到被媒体曝光后才行动。  因此,打假需要全链路,回溯到生产,不仅仅是电商平台,还涉及行政监管机构和地方政府。特别是今年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后,业内普遍对其寄予厚望。“过去行政执法部门分散在工商、专利、质监等几个部门,制假是生产部门的事,售假是流通部门的事,两个部门管,不好协调。”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李顺德认为,现在市场监管总局合并质检、工商等职责后,在打击制假、售假方面将形成合力。  同时,李顺德建议政府的监管理念也要更新,“比如知识产权保护不要只考核今年申请了多少专利、申请了多少商标、多少年世界第一,而是应该重视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假冒伪劣商品的‘双打’成绩如何,假冒伪劣和侵权盗版的商品还有没有”。

【诚信建设万里行】网络售假,为什么屡禁不绝?#标题分割#  近期,一些网络电商平台低价销售假货现象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假货不是互联网时代才有的产物,但是互联网的确放大了假货的危害范围。网络售假,为什么屡禁不绝?电商平台要负什么责任?请看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的调查。  网络平台:  投入上亿元抽检,仍无法杜绝假货  与大多数人想得不一样,经常被指责“售假”的电商平台其实对假货深恶痛绝,并且花了很大精力打假。  据阿里巴巴集团政策研究室总监李倩介绍,阿里巴巴每日识别图片6亿张,对系统判定假货的商品或者高危商家,会第一时间拦截和处置。同时,阿里还通过大数据算法对商品实行抽检,每年发起约10万余次抽检,投入上亿元购买商品,一旦发现假冒伪劣商品,轻者下架,重者清退。  “2017年底阿里巴巴与全国23个省执法机关联合打假,累计推送线索1980条,涉案金额约43亿元。”李倩透露,阿里作为原告提起了中国首例针对售假、卖假诉讼,要求对平台商家实施法律追责。目前,阿里已经提起12起售假诉讼。  京东质控团队对商家资质、进货来源渠道、产品的入仓检查等都有严格的标准,在商家入驻或者商品进入时即杜绝假冒伪劣。据京东集团公共事务总监陈鹏程介绍,近几年京东借助大数据、智能分析、实时监控和识别假冒伪劣商品,并利用知识产权查询系统,提供国外产品维权渠道。  苏宁易购每年在平台治理方面投入上千万元费用。据苏宁易购集团质量管理总监林翔介绍,在开放平台的经营过程中,苏宁易购采用定向邀请方式,选择优质商户,并按照《网络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对经营主体审查和登记,建立登记档案并定期核实更新。  在日常运营中,苏宁易购通过与国际、国内检测机构对商品引进阶段的质量把控、上架阶段的检测合作来提升商品质量;通过与韩国特许厅、中英贸易协会等国际贸易保护协会建立与品牌权利人的鉴定合作机制,对平台商户商品实施全方位监控。  但是,尽管各大平台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精力,还是无法杜绝假货、山寨货。“原因主要是电商平台售假成本低,C2C或者一些社交电商入驻门槛较低,交1000元、2000元押金就可以在网上销售。一旦出现问题,商家早已销售完,可观的收入赚到手,就算把押金罚完,售假成本还是很低。”林翔认为,信息不畅通也造成了假货在各个平台流转。  第三方支付和物流兴起后,电商交易更加碎片化。李倩表示,即使电商平台对制假售假商家采取措施,他们还是可以转向微商等平台发布信息,这个问题需要监管部门重点关注。  鉴定死环:  商家只认鉴定,消费者无从鉴定  面对平台和消费者的投诉,售假商家还敢这么明目张胆,是因为他们认定了一条——“专柜鉴定”。  消费者包娜告诉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她的朋友在某平台的海外平台店买了一盒面膜,发现与从海外购买回来的不一样,要求退货,被商家拒绝,原因是平台有海外购买凭证,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消费者买到手的商品,如果是质量问题,可以找质检部门鉴定。但如果是假货,向平台投诉,平台必须要看证据,消费者要提供鉴定报告。”林翔介绍了平台通行的处理流程。但他也承认,只有商标权利人才可以出具鉴定报告,消费者很难直接找到权利人,即使消费者找到了,权利人也会拒绝,因为没有义务提供鉴定。  前段时间,苏宁易购发现一个卖苹果配件的商家售假。平台找到苹果方面鉴定,确认包材是假的,耳机配件是真的。约谈商户后,商户却说,知道苹果公司是不会给消费者鉴定的,所以敢售假。  只靠一张真假难辨的纸,商家就能在消费者、平台和监管部门之间踢皮球。“这是个死循环。”林翔认为,对于平台来讲,消费者拿不到相关证据,能看到的就是商户经营资质全部合规,却不知道自己手中的货是真是假,无法投诉。无良商家就会抓住这一点,大肆售假。  由鉴定难带来的高维权成本,助长了售假者的侥幸心理。作为商品品牌权利人,小米科技责任有限公司高级总监李涛建议,品牌方应爱护自己的品牌,主动出击。比如,2014年,小米社区及小米官网专门开设了打假专区,发布“小米鉴定”APP,帮助用户辨别小米手机的真伪。2015年底,设立新浪微博“小米打假”公众账号,实时曝光假制售假案件,震慑不法分子,宣传小米打假理念。  “目前,从相关技术角度讲,各种分析鉴定手段是有的,只是缺乏标准。”针对权利人不愿意出面、鉴定标准缺失等现状,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综合检测中心国际部部长乐粉鹏建议,可以通过中消协和一些国家检验机构,将电商平台联合起来,发起一个针对网络假冒伪劣产品鉴定的团体标准,为消费者提供平台认可的鉴定服务。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情权,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质量提出询问应当作出真实明确的答复,无论是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还是商标权益人,都有义务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中消协副秘书长董祝礼认为,面对假冒伪劣侵权行为,商标权益人或授权人应当依法主动维护自身权益,采取举报、公告、诉讼等方式抵制假冒伪劣行为,并有责任协助消费者判定真假,维护消费者利益,保护消费者权益。  问题源头:  打假需要全链路,线上售假根子在线下  假货并非线上独有,只是由于网络强大的连接作用,给假冒伪劣产品提供了一个速度快、容量大的“集散地”。但在打假中,电商平台没有执法权,目前最主要的手段就是信息审核,包括商家主体信息、资质证照、商品信息和商家在平台上留下的行为轨迹等。然而,再严苛的信息审核也不太可能触达线下。  出人意料的是,很多制假售假的商家,其资质都是齐全的,且规模相对较大,不是无证无照的小经营者,甚至有些还是地方政府要保护的企业。去年,执法部门整顿取缔了天津某镇100多家生产调味品的造假企业。据调查,这些企业已经造假十几年了,当地执法者一直视而不见,直到被媒体曝光后才行动。  因此,打假需要全链路,回溯到生产,不仅仅是电商平台,还涉及行政监管机构和地方政府。特别是今年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后,业内普遍对其寄予厚望。“过去行政执法部门分散在工商、专利、质监等几个部门,制假是生产部门的事,售假是流通部门的事,两个部门管,不好协调。”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李顺德认为,现在市场监管总局合并质检、工商等职责后,在打击制假、售假方面将形成合力。  同时,李顺德建议政府的监管理念也要更新,“比如知识产权保护不要只考核今年申请了多少专利、申请了多少商标、多少年世界第一,而是应该重视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假冒伪劣商品的‘双打’成绩如何,假冒伪劣和侵权盗版的商品还有没有”。【诚信建设万里行】网络售假,为什么屡禁不绝?#标题分割#  近期,一些网络电商平台低价销售假货现象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假货不是互联网时代才有的产物,但是互联网的确放大了假货的危害范围。网络售假,为什么屡禁不绝?电商平台要负什么责任?请看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的调查。  网络平台:  投入上亿元抽检,仍无法杜绝假货  与大多数人想得不一样,经常被指责“售假”的电商平台其实对假货深恶痛绝,并且花了很大精力打假。  据阿里巴巴集团政策研究室总监李倩介绍,阿里巴巴每日识别图片6亿张,对系统判定假货的商品或者高危商家,会第一时间拦截和处置。同时,阿里还通过大数据算法对商品实行抽检,每年发起约10万余次抽检,投入上亿元购买商品,一旦发现假冒伪劣商品,轻者下架,重者清退。  “2017年底阿里巴巴与全国23个省执法机关联合打假,累计推送线索1980条,涉案金额约43亿元。”李倩透露,阿里作为原告提起了中国首例针对售假、卖假诉讼,要求对平台商家实施法律追责。目前,阿里已经提起12起售假诉讼。  京东质控团队对商家资质、进货来源渠道、产品的入仓检查等都有严格的标准,在商家入驻或者商品进入时即杜绝假冒伪劣。据京东集团公共事务总监陈鹏程介绍,近几年京东借助大数据、智能分析、实时监控和识别假冒伪劣商品,并利用知识产权查询系统,提供国外产品维权渠道。  苏宁易购每年在平台治理方面投入上千万元费用。据苏宁易购集团质量管理总监林翔介绍,在开放平台的经营过程中,苏宁易购采用定向邀请方式,选择优质商户,并按照《网络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对经营主体审查和登记,建立登记档案并定期核实更新。  在日常运营中,苏宁易购通过与国际、国内检测机构对商品引进阶段的质量把控、上架阶段的检测合作来提升商品质量;通过与韩国特许厅、中英贸易协会等国际贸易保护协会建立与品牌权利人的鉴定合作机制,对平台商户商品实施全方位监控。  但是,尽管各大平台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精力,还是无法杜绝假货、山寨货。“原因主要是电商平台售假成本低,C2C或者一些社交电商入驻门槛较低,交1000元、2000元押金就可以在网上销售。一旦出现问题,商家早已销售完,可观的收入赚到手,就算把押金罚完,售假成本还是很低。”林翔认为,信息不畅通也造成了假货在各个平台流转。  第三方支付和物流兴起后,电商交易更加碎片化。李倩表示,即使电商平台对制假售假商家采取措施,他们还是可以转向微商等平台发布信息,这个问题需要监管部门重点关注。  鉴定死环:  商家只认鉴定,消费者无从鉴定  面对平台和消费者的投诉,售假商家还敢这么明目张胆,是因为他们认定了一条——“专柜鉴定”。  消费者包娜告诉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她的朋友在某平台的海外平台店买了一盒面膜,发现与从海外购买回来的不一样,要求退货,被商家拒绝,原因是平台有海外购买凭证,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消费者买到手的商品,如果是质量问题,可以找质检部门鉴定。但如果是假货,向平台投诉,平台必须要看证据,消费者要提供鉴定报告。”林翔介绍了平台通行的处理流程。但他也承认,只有商标权利人才可以出具鉴定报告,消费者很难直接找到权利人,即使消费者找到了,权利人也会拒绝,因为没有义务提供鉴定。  前段时间,苏宁易购发现一个卖苹果配件的商家售假。平台找到苹果方面鉴定,确认包材是假的,耳机配件是真的。约谈商户后,商户却说,知道苹果公司是不会给消费者鉴定的,所以敢售假。  只靠一张真假难辨的纸,商家就能在消费者、平台和监管部门之间踢皮球。“这是个死循环。”林翔认为,对于平台来讲,消费者拿不到相关证据,能看到的就是商户经营资质全部合规,却不知道自己手中的货是真是假,无法投诉。无良商家就会抓住这一点,大肆售假。  由鉴定难带来的高维权成本,助长了售假者的侥幸心理。作为商品品牌权利人,小米科技责任有限公司高级总监李涛建议,品牌方应爱护自己的品牌,主动出击。比如,2014年,小米社区及小米官网专门开设了打假专区,发布“小米鉴定”APP,帮助用户辨别小米手机的真伪。2015年底,设立新浪微博“小米打假”公众账号,实时曝光假制售假案件,震慑不法分子,宣传小米打假理念。  “目前,从相关技术角度讲,各种分析鉴定手段是有的,只是缺乏标准。”针对权利人不愿意出面、鉴定标准缺失等现状,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综合检测中心国际部部长乐粉鹏建议,可以通过中消协和一些国家检验机构,将电商平台联合起来,发起一个针对网络假冒伪劣产品鉴定的团体标准,为消费者提供平台认可的鉴定服务。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情权,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质量提出询问应当作出真实明确的答复,无论是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还是商标权益人,都有义务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中消协副秘书长董祝礼认为,面对假冒伪劣侵权行为,商标权益人或授权人应当依法主动维护自身权益,采取举报、公告、诉讼等方式抵制假冒伪劣行为,并有责任协助消费者判定真假,维护消费者利益,保护消费者权益。  问题源头:  打假需要全链路,线上售假根子在线下  假货并非线上独有,只是由于网络强大的连接作用,给假冒伪劣产品提供了一个速度快、容量大的“集散地”。但在打假中,电商平台没有执法权,目前最主要的手段就是信息审核,包括商家主体信息、资质证照、商品信息和商家在平台上留下的行为轨迹等。然而,再严苛的信息审核也不太可能触达线下。  出人意料的是,很多制假售假的商家,其资质都是齐全的,且规模相对较大,不是无证无照的小经营者,甚至有些还是地方政府要保护的企业。去年,执法部门整顿取缔了天津某镇100多家生产调味品的造假企业。据调查,这些企业已经造假十几年了,当地执法者一直视而不见,直到被媒体曝光后才行动。  因此,打假需要全链路,回溯到生产,不仅仅是电商平台,还涉及行政监管机构和地方政府。特别是今年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后,业内普遍对其寄予厚望。“过去行政执法部门分散在工商、专利、质监等几个部门,制假是生产部门的事,售假是流通部门的事,两个部门管,不好协调。”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李顺德认为,现在市场监管总局合并质检、工商等职责后,在打击制假、售假方面将形成合力。  同时,李顺德建议政府的监管理念也要更新,“比如知识产权保护不要只考核今年申请了多少专利、申请了多少商标、多少年世界第一,而是应该重视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假冒伪劣商品的‘双打’成绩如何,假冒伪劣和侵权盗版的商品还有没有”。【诚信建设万里行】网络售假,为什么屡禁不绝?#标题分割#  近期,一些网络电商平台低价销售假货现象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假货不是互联网时代才有的产物,但是互联网的确放大了假货的危害范围。网络售假,为什么屡禁不绝?电商平台要负什么责任?请看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的调查。  网络平台:  投入上亿元抽检,仍无法杜绝假货  与大多数人想得不一样,经常被指责“售假”的电商平台其实对假货深恶痛绝,并且花了很大精力打假。  据阿里巴巴集团政策研究室总监李倩介绍,阿里巴巴每日识别图片6亿张,对系统判定假货的商品或者高危商家,会第一时间拦截和处置。同时,阿里还通过大数据算法对商品实行抽检,每年发起约10万余次抽检,投入上亿元购买商品,一旦发现假冒伪劣商品,轻者下架,重者清退。  “2017年底阿里巴巴与全国23个省执法机关联合打假,累计推送线索1980条,涉案金额约43亿元。”李倩透露,阿里作为原告提起了中国首例针对售假、卖假诉讼,要求对平台商家实施法律追责。目前,阿里已经提起12起售假诉讼。  京东质控团队对商家资质、进货来源渠道、产品的入仓检查等都有严格的标准,在商家入驻或者商品进入时即杜绝假冒伪劣。据京东集团公共事务总监陈鹏程介绍,近几年京东借助大数据、智能分析、实时监控和识别假冒伪劣商品,并利用知识产权查询系统,提供国外产品维权渠道。  苏宁易购每年在平台治理方面投入上千万元费用。据苏宁易购集团质量管理总监林翔介绍,在开放平台的经营过程中,苏宁易购采用定向邀请方式,选择优质商户,并按照《网络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对经营主体审查和登记,建立登记档案并定期核实更新。  在日常运营中,苏宁易购通过与国际、国内检测机构对商品引进阶段的质量把控、上架阶段的检测合作来提升商品质量;通过与韩国特许厅、中英贸易协会等国际贸易保护协会建立与品牌权利人的鉴定合作机制,对平台商户商品实施全方位监控。  但是,尽管各大平台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精力,还是无法杜绝假货、山寨货。“原因主要是电商平台售假成本低,C2C或者一些社交电商入驻门槛较低,交1000元、2000元押金就可以在网上销售。一旦出现问题,商家早已销售完,可观的收入赚到手,就算把押金罚完,售假成本还是很低。”林翔认为,信息不畅通也造成了假货在各个平台流转。  第三方支付和物流兴起后,电商交易更加碎片化。李倩表示,即使电商平台对制假售假商家采取措施,他们还是可以转向微商等平台发布信息,这个问题需要监管部门重点关注。  鉴定死环:  商家只认鉴定,消费者无从鉴定  面对平台和消费者的投诉,售假商家还敢这么明目张胆,是因为他们认定了一条——“专柜鉴定”。  消费者包娜告诉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她的朋友在某平台的海外平台店买了一盒面膜,发现与从海外购买回来的不一样,要求退货,被商家拒绝,原因是平台有海外购买凭证,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消费者买到手的商品,如果是质量问题,可以找质检部门鉴定。但如果是假货,向平台投诉,平台必须要看证据,消费者要提供鉴定报告。”林翔介绍了平台通行的处理流程。但他也承认,只有商标权利人才可以出具鉴定报告,消费者很难直接找到权利人,即使消费者找到了,权利人也会拒绝,因为没有义务提供鉴定。  前段时间,苏宁易购发现一个卖苹果配件的商家售假。平台找到苹果方面鉴定,确认包材是假的,耳机配件是真的。约谈商户后,商户却说,知道苹果公司是不会给消费者鉴定的,所以敢售假。  只靠一张真假难辨的纸,商家就能在消费者、平台和监管部门之间踢皮球。“这是个死循环。”林翔认为,对于平台来讲,消费者拿不到相关证据,能看到的就是商户经营资质全部合规,却不知道自己手中的货是真是假,无法投诉。无良商家就会抓住这一点,大肆售假。  由鉴定难带来的高维权成本,助长了售假者的侥幸心理。作为商品品牌权利人,小米科技责任有限公司高级总监李涛建议,品牌方应爱护自己的品牌,主动出击。比如,2014年,小米社区及小米官网专门开设了打假专区,发布“小米鉴定”APP,帮助用户辨别小米手机的真伪。2015年底,设立新浪微博“小米打假”公众账号,实时曝光假制售假案件,震慑不法分子,宣传小米打假理念。  “目前,从相关技术角度讲,各种分析鉴定手段是有的,只是缺乏标准。”针对权利人不愿意出面、鉴定标准缺失等现状,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综合检测中心国际部部长乐粉鹏建议,可以通过中消协和一些国家检验机构,将电商平台联合起来,发起一个针对网络假冒伪劣产品鉴定的团体标准,为消费者提供平台认可的鉴定服务。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情权,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质量提出询问应当作出真实明确的答复,无论是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还是商标权益人,都有义务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中消协副秘书长董祝礼认为,面对假冒伪劣侵权行为,商标权益人或授权人应当依法主动维护自身权益,采取举报、公告、诉讼等方式抵制假冒伪劣行为,并有责任协助消费者判定真假,维护消费者利益,保护消费者权益。  问题源头:  打假需要全链路,线上售假根子在线下  假货并非线上独有,只是由于网络强大的连接作用,给假冒伪劣产品提供了一个速度快、容量大的“集散地”。但在打假中,电商平台没有执法权,目前最主要的手段就是信息审核,包括商家主体信息、资质证照、商品信息和商家在平台上留下的行为轨迹等。然而,再严苛的信息审核也不太可能触达线下。  出人意料的是,很多制假售假的商家,其资质都是齐全的,且规模相对较大,不是无证无照的小经营者,甚至有些还是地方政府要保护的企业。去年,执法部门整顿取缔了天津某镇100多家生产调味品的造假企业。据调查,这些企业已经造假十几年了,当地执法者一直视而不见,直到被媒体曝光后才行动。  因此,打假需要全链路,回溯到生产,不仅仅是电商平台,还涉及行政监管机构和地方政府。特别是今年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后,业内普遍对其寄予厚望。“过去行政执法部门分散在工商、专利、质监等几个部门,制假是生产部门的事,售假是流通部门的事,两个部门管,不好协调。”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李顺德认为,现在市场监管总局合并质检、工商等职责后,在打击制假、售假方面将形成合力。  同时,李顺德建议政府的监管理念也要更新,“比如知识产权保护不要只考核今年申请了多少专利、申请了多少商标、多少年世界第一,而是应该重视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假冒伪劣商品的‘双打’成绩如何,假冒伪劣和侵权盗版的商品还有没有”。

“智能+”时代新机遇论坛9日在蓉举行#标题分割#其他“智能+”时代新机遇论坛9日在蓉举行来源:2019年07月10日09:34原标题:  传统制造业,因其体量大,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高,常被比喻为“大象”。但今天,传统制造业已颠覆我们的想象——在昨日举行的“智能+”时代新机遇论坛上,各路专家学者和企业家聚焦智能制造领域的话题,为未来的产业发展建言献策。本次论坛由市经信局指导,清华大学全球私募股权研究院主办。副市长敬静出席论坛并致辞。  据了解,自2018年以来,清华大学全球私募股权研究院围绕“生物医药”“军工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几大热门领域开展深入研究。“至今,研究院已经举办5G、商业航天、航空产业、AI医疗、半导体及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十余场主题沙龙。”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韩景阳表示“在蓉举行的论坛是清华大学全球私募股权研究院的该系列活动首次走出北京,就是希望在‘成功之都’的成都碰撞出更多的火花。”  成都的企业积微物联以“工业+互联网”的模式,发展势如破竹。去年营业收入实现了快速增长,达到165亿元,平台累计交易额近千亿元。2015年,积微物联构建了一个线上的交易服务平台。钢铁从生产厂到终端的过程中,经过的路径和时间非常长。而互联网平台能够打通生产端和需求端,搜集客户的需求,对客户的需求和行为进行画像,从而指导生产端。通过大数据,生产端可以预判下游客户需要什么,无需等客户下订单,就可以准备好产品。基于这种模式,积微物联提出了产业互联网+智能制造的发展模式。  “为了让数据高效、精准的匹配,积微物联与清华大学共建工业大数据中心。不仅实现了企业内部的协同,还让线上线下的信息实现了交配。”积微物联的例子在清华大学大数据系统软件国家工程实验室总工程师王晨看来,是工业互联网应用的成功案例之一。他表示:“智能化改造不单单是一台设备、一个环节的智能化,而是贯穿工业设计、生产、销售、管理、服务全过程。”  今年,成都市工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好于预期,工业开局增速即高于年度预期目标,是5年来的首次。今年1—5月,成都工业经济保持稳中有进态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6%。在全市工业总量中占比达到82%的五大重点产业中,电子信息产业增速达11.7%。  市经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道,日前我市印发的《促进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成都将打造国内首个工业控制软件基地,重点突破工业控制、智能传感、工业云平台和工业大数据等关键技术。  昨日的论坛现场,电子科技大学机器人研究中心教授、导师程洪介绍了他和团队研发的外骨骼机器人。站立行走,对普通人来说是再简单不过的动作,但对脊髓损伤的患者而言,却是遥不可及的梦想。6年前,四川自贡小伙儿林寒工作时意外从四楼摔下,背部脊髓损伤,双下肢丧失行动能力。日前,他穿戴上外骨骼机器人,不仅能如正常人一样站起行走,还能自如地完成上下台阶等动作。  为林寒四肢运动提供能量的这款红白相间的“钢铁侠”,是程洪团队研发的第四代外骨骼机器人。“我国是继美国、以色列、日本之后,第四个成功研发外骨骼机器人的国家。”  如今,程洪的团队正在研发的第五代外骨骼机器人,将实现用大脑意识控制外骨骼机器人执行指令,这意味着损伤部位在胸椎T6区以上的残疾人也有望借助机器“钢铁侠”重新实现直立行走,这将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又一重大突破。  “人工智能也是我市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领域之一,并提出了打造国际人工智能新地标的目标。”市经信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为了让更多像外骨骼机器人这样的成果在蓉诞生,我市将支持建设一批行业训练数据资源库和标准测试数据集,在类脑计算、医学影像、机器视觉、智能芯片、智能机器人、智能无人机、智能网联汽车等领域打造一批高端研发平台。  本报记者程怡欣王李科“智能+”时代新机遇论坛9日在蓉举行#标题分割#其他“智能+”时代新机遇论坛9日在蓉举行来源:2019年07月10日09:34原标题:  传统制造业,因其体量大,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高,常被比喻为“大象”。但今天,传统制造业已颠覆我们的想象——在昨日举行的“智能+”时代新机遇论坛上,各路专家学者和企业家聚焦智能制造领域的话题,为未来的产业发展建言献策。本次论坛由市经信局指导,清华大学全球私募股权研究院主办。副市长敬静出席论坛并致辞。  据了解,自2018年以来,清华大学全球私募股权研究院围绕“生物医药”“军工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几大热门领域开展深入研究。“至今,研究院已经举办5G、商业航天、航空产业、AI医疗、半导体及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十余场主题沙龙。”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韩景阳表示“在蓉举行的论坛是清华大学全球私募股权研究院的该系列活动首次走出北京,就是希望在‘成功之都’的成都碰撞出更多的火花。”  成都的企业积微物联以“工业+互联网”的模式,发展势如破竹。去年营业收入实现了快速增长,达到165亿元,平台累计交易额近千亿元。2015年,积微物联构建了一个线上的交易服务平台。钢铁从生产厂到终端的过程中,经过的路径和时间非常长。而互联网平台能够打通生产端和需求端,搜集客户的需求,对客户的需求和行为进行画像,从而指导生产端。通过大数据,生产端可以预判下游客户需要什么,无需等客户下订单,就可以准备好产品。基于这种模式,积微物联提出了产业互联网+智能制造的发展模式。  “为了让数据高效、精准的匹配,积微物联与清华大学共建工业大数据中心。不仅实现了企业内部的协同,还让线上线下的信息实现了交配。”积微物联的例子在清华大学大数据系统软件国家工程实验室总工程师王晨看来,是工业互联网应用的成功案例之一。他表示:“智能化改造不单单是一台设备、一个环节的智能化,而是贯穿工业设计、生产、销售、管理、服务全过程。”  今年,成都市工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好于预期,工业开局增速即高于年度预期目标,是5年来的首次。今年1—5月,成都工业经济保持稳中有进态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6%。在全市工业总量中占比达到82%的五大重点产业中,电子信息产业增速达11.7%。  市经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道,日前我市印发的《促进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成都将打造国内首个工业控制软件基地,重点突破工业控制、智能传感、工业云平台和工业大数据等关键技术。  昨日的论坛现场,电子科技大学机器人研究中心教授、导师程洪介绍了他和团队研发的外骨骼机器人。站立行走,对普通人来说是再简单不过的动作,但对脊髓损伤的患者而言,却是遥不可及的梦想。6年前,四川自贡小伙儿林寒工作时意外从四楼摔下,背部脊髓损伤,双下肢丧失行动能力。日前,他穿戴上外骨骼机器人,不仅能如正常人一样站起行走,还能自如地完成上下台阶等动作。  为林寒四肢运动提供能量的这款红白相间的“钢铁侠”,是程洪团队研发的第四代外骨骼机器人。“我国是继美国、以色列、日本之后,第四个成功研发外骨骼机器人的国家。”  如今,程洪的团队正在研发的第五代外骨骼机器人,将实现用大脑意识控制外骨骼机器人执行指令,这意味着损伤部位在胸椎T6区以上的残疾人也有望借助机器“钢铁侠”重新实现直立行走,这将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又一重大突破。  “人工智能也是我市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领域之一,并提出了打造国际人工智能新地标的目标。”市经信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为了让更多像外骨骼机器人这样的成果在蓉诞生,我市将支持建设一批行业训练数据资源库和标准测试数据集,在类脑计算、医学影像、机器视觉、智能芯片、智能机器人、智能无人机、智能网联汽车等领域打造一批高端研发平台。  本报记者程怡欣王李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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